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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2-12-26 21:18:52 来源:格林农业网
“80后”研究生回村创办幼儿园实践乡土教育梦
“80后”研究生回村创办幼儿园实践乡土教育梦
编者按
千辛万苦跳出“农门”,拥有了研究生学历,却选择回到农村当“孩子王”。胡建强的行动令人钦佩,但我们不得不承认,在全国几千万大学生中,胡建强是少数,是异类。我们都知道,大学毕业生到基层去、到农村去,是解决大学生就业问题、破解“城市病”难题和促进新农村建设的关键一环。一直以来,政府、教育部门和社会舆论都在大力号召并出台了各种鼓励政策,但是收效不大。且不说来自城市的大学生,就连生于斯、长于斯的农村大学生,都宁可在拥挤的城市里漂泊,被冠之以“蚁族”的称号,也不愿回到故土和亲人身边。
正是一场秋雨一场凉的时候,这个地处中国西部的农家小院却热闹非凡。20多个乡村儿童欢呼雀跃涌出教室,不大的农家小院立刻荡漾起欢声笑语。
东边低矮的厨房泥墙上,可以一眼辨认出毛泽东、鲁迅、陶行知这些名人的黑色头像,这些惟妙惟肖的肖像均出自这所农村幼儿园的创办人之手。
之所以画这些头像,因为他觉得他们都是“为底层说话的人”。
这个生于1981年的农村“80后”,凭借自己的天赋、努力,两年前从西北师大美术学院研究生顺利毕业。之后,他来到北京,在著名的798艺术区为一家画廊担任策展助理,月薪3000元,像很多“北漂”一样,怀揣梦想,期望在北京闯出一番天地。
但他很快发现,北京城太大,自己太渺小,“把艺术作为谋生手段,太吃力”。在人生的十字路口,滋润他成长的乡土成了他继续追梦的源泉,“农村的事情吸引了我”。于是,他毅然回到家乡,创办了这个农村幼儿园,起名叫“百姓幼儿园”。
这个29岁的小伙子开始了自己的理想实验。他尝试从重建乡村文化的思路出发,为乡村儿童找回自信,找回文化的根。他搜集动植物标本,把农村妇女绣的鞋垫当做艺术品挂在孩子们的宿舍里;阳春三月,他带孩子们上山写生,了解家乡的河流,让乡村的孩子们爱农村、爱家乡,他甚至萌生了编写一部乡土教材的想法……
他叫胡建强,20多个乡村儿童的老师,一个办学举步维艰的乡村幼儿园的年轻园长。日前,本报探访了这个位于甘肃省秦安县叶堡村的西部农村幼儿园,倾听这个农村大学生的心声,他说:“作为一个底层出身的人,如果我还有理想的话,应该为更多的底层人说话”——
北漂
2008年7月,我只身一人去北京,行囊空空,但满怀希望。途经798时,心冠盖藤情激动,这个在书里、络上传说已久的当代艺术“殿堂”,竟然近在咫尺。这一年,于国人是盛典的时刻,狂欢的节日,但于如我这样的“北漂族”却有着难言之痛。
到北京后,我用了两个月来闲逛、学习、适应和无所事事。首先是零距离地接触了所谓的当代艺术。在这两个月里,我跑了798、草场地艺术区的很多画廊,看展、闲逛或找工作。这期间我也无休止地去应聘、面试,这才体会到北京城的繁华与喧闹、多元与庞杂、高贵与贫贱、自由与森严等等。对于一个一半时间在乡村度过,一半时间浪迹在城市,浮游在城乡之间的人来说,独具中国色彩的北京城让我感到无望,北京城的生活属于少数人,更多的人是在碰运气,更遗憾的是丧失自我,把命运交给瞎打误撞。
在北京的第一份工作是帮一家四口美国人做展览,干了3天活儿,没拿到一分钱的报酬。第一次在北京赚钱现在想起来绝望而美好,有一次和朋友给人画简笔画,我们俩花了大半夜的时间完成了10幅画,最后人家用了4张,挣到了40元。直到两个月之后,一次偶然的机会,我进入到一位中国知名策展人的画廊做助理。但由此也加速了我放弃京城,选择自我的道路。
尽管个人的生活问题迎刃而解,但在随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我在想自己到底能做什么,想得到什么,一个知识分子应该站在什么立场上说话,说什么等等,在北京的一些琐碎见闻也时刻刺痛着我。所以,离开北京,对我来说,算不上逃离。
作为一个底层出身的人,如果我还有理想的话,就应该为更多的底层人说话。我在为我是个所谓的研究生却一无是处感到不国内1些厂家和科研院所安,同时也在庆幸有比我更糟糕、更无聊的名校大学生、海归、研究生之类。我对自己能从底层翻身没什么欲望,倒是希望更多的人能时刻清醒地认识自己。教育是我能做的,去需要我做教育的地方是理所当然的。于是我想到了家乡——一个依然贫穷,依然美好的地方。第一步从孩子们开始。
2009年2月,春节前夕,我离开北京。北京冬天的风如刀割。
阻力
回到家,过年的时候,我向家人宣布了要办幼儿园的想法。起初,家里人并不同意,父母亲以及家人都希望我去找份稳定的工作,我和所有的人一样当然想找份理想的工作,但我发现,我多次试图找工作失利并不全是自己的原因,对像我这样毫无社会资源和家庭背景的农村大学生而言,找到一个公平竞争的平台2018年的第1个季度在不知觉间悄然过去并不容易。
由此,我认为:与其让我在体制内混日子,还不如走自己的路。找工作搁浅后,我和朋友在秦安县城准备合作办幼儿园,同时也和家人的矛盾急速升级。在这期间,我做了针对农村教育包括幼儿教育的调查,后来家里住不成了,我搬到县城和朋友住在一起。情绪低落,这毕竟是我出生和成长的地方,要做自己的事却变得艰难而遥远。
我和朋友因为在教育理念和出发点上的不同而被迫在2009年4月底暂时分开,当然他日后成为我幼儿园得以创办最有力的见证人之一。我又漂在兰州帮人做展览,出画册,做雕塑,以解决自己的生存问题。
10月,我做好了回乡办幼儿园的准备回到家。父母亲对我的质疑很明确也很现实:其一,办幼儿园缺资金,我甚至连自己的个人生活问题都难以解决。其二,研究生在我们家族应该是地位的象征,让我这样一折腾,这个地位就变成了负担。其三,我个人的生活、成家等问题都无法解决。
村里人议论更多:我这人没什么本事,在外面浪迹多少年混不下去,回来在村子里办幼儿园,哄小孩儿讨个生活。
说真的,我没法回答所有人的猜忌和怀疑,就像有些问题不能光靠嘴皮子说能解决一样,我对鄙视我的人懒得理睬,只能解决所有我遇到的问题。第一步是做了村庄幼儿教育的调查。为了让将来的幼儿园能有规模,我花好几万元,买下了邻居家闲置了30年的空院落,当然筹款的过程充满艰辛与曲折,在这期间也得到了父亲少许的支持。随后,和唯一支持我的二哥收拾现在幼儿园使用的院子和教室,置办桌子、板凳、黑板等幼儿园教具。我不知道怎么说服家人,也没必要说服村里其他人,我用实际行动真的办起了幼儿园,在一个大家认为我不该出现的地方出现了,在一个大家认为我不能胜任的职业领域出现了。
我从来没有觉得自己是个研究生娄底就有什么了不起。不把研究生这个光环放下,我也干不了这个。或许,把身份先放下,状态会好点。
在一次媒体的辩论会上,有人质问我:你回农村办幼儿园是不是太理想主义?这个问题提得很傻,傻到我没法回答。人人都有理想,有些人的理想就是洋楼、香车、美女,有些人的理想是权力、金钱,有些人的理想就是吃饱肚子罢了。而有些人的理想,不是去说,只是去做。
坚持
没想到我初到村庄办幼儿园就能招收6个小孩,后来增加到9个孩子。事实上,我已经很高兴了,说明已经有村民试图信任我,这让我信心倍增。万事开头难。现实的压力一度让我差点撑不住了。但我坚信,“只要坚持,必有所成。”
和这些孩子在一起的日子令我很开心,以至于让我坚持到今天,现在幼儿园已经初具规模,有20多个孩子了。
对于办这个乡村幼儿园的初衷,就像名字“百姓幼儿园”所揭示的那样,我想在今天的中国乡村从幼儿阶段开始公平地普及“平民素质教育”,主要包括农村孩子的人格、生活习惯、语言习惯、创造思维、身体健康等方面,在这个过程中,开设有关农村文化、地理、科学、艺术等多方面的课程,穿插城市幼儿教育的优点,让成长中的孩子能从自身开始重建一种新的乡土文明,从精神层面改观自身和农村的现状。
当然,这只是我的理想。我面临着很多困难,就像几乎所有中国农村幼儿园毛稃冰草遇到的困难一样,在资金方面,只靠我个人,或者说幼儿园自身维持是不可能的,在农民——一个最底层的阶层——中间试图搞营利性的幼儿教育,听上去就不靠谱儿,我没傻到从北京跑回来在农村搞这样的创业。
在我的心目中,所有到幼儿园的孩子,都是平等的。不管家长是村干部,还是打工的。“百姓幼儿园”也不应该是我一个人的幼儿园,农村教育应该有自己的特点,这个地方应该是乡村教育的一个实验基地。
“百姓幼儿园”延续了我撤出北京时想为更多底层人说话的想法,而且在进一步的完善。中国的城乡差距更加恶化了农村的处境,在农村现有的条件下,乡村幼儿园组建专业、稳定的教师团队,是很困难的,这些现状会影响到乡村幼儿园的生存,再别谈理想了。
农村大学生为什么不愿意回农村?
采访胡建强的时候,我很自然地想起陶行知先生。先生在《中国乡村教育之根本改造》中写道,“活的乡村教育应该有活的乡村教师,活的乡村教师要有农夫的身手,科学的头脑,改造社会的精神……活的乡村教育要用活的环境,不用死的书本。它要运用环境里的活势力,去发展学生的本领——征服自然改造社会的活本领。”
由是观之,胡建强的身上是具备这些因子的。“百姓幼儿园”筹备初期,一砖一瓦的重体力活儿,胡建强身体力行地干。我更愿意相信,这个“百姓幼儿园”是这个年轻人想告诉这个世界他的理想。
办学之初,周围的乡亲们曾经担心过胡建强会不会因为条件太苦,坚持不了,一走了之。所以,有农村家长把孩子带到幼儿园,又领走了。但当大家看到小伙子倔强地坚持了一学期,疑虑、不信任的坚冰也逐渐被打破,胡建强的“百姓幼儿园”逐渐有了规模。
谁来改造农村?谁来建设新农村?谁来舒缓农村日益荒漠化的文化衰落?从理论上讲,像胡建强这样的大学生,掌握了先进的知识,具有改造乡村的愿望和行动力,又熟悉农村,无疑是合适的人选。
但重新回到乡村,胡建强们注定是孤独的、寂寞的、缺少同伴儿的。每一个回乡的农村大学生都要遭遇这些重大阻力:世俗的目光、家人的反对、物质的贫乏、生活的清贫、自我价值的怀疑。
马斯洛将“生存”与“安全”列为最基础的需求层次,其后才是“友爱”、“社会尊重”、“自我实现”等需求层次。大抵绝大多数想回农村的大学生都是奔着“社会尊重”、“自我实现”去的。胡建强当属此类。但是,他们同时要面临着“生存”需求的挑战。毋庸置疑,幸福是以足够高的收入水平为保障的。
当然,马斯洛还指出,更偏向于精神层次的需求可以压抑本能层次的需求。理想主义者应该属于此列。
那么,不难理解,农村大学生回乡的最大阻力就应该来自这些方面。
一者,为了供他们上学,已经拖累、甚至拖垮了家庭,不少家庭已经举债数万,很难从经济上继续支持他们的创业。回农村干什么?怎样才能解决最基本的生存问题?
二者,如果回农村,没有“自我实现”的期许和途径,这样的回去也是毫无意义的。并不是所有的农村大学生学到的知识在农村都有施展的空间和舞台。即使是学农、学医的钢筋、线材等1些实物样品1般不需要加工而保持其全截面进行实验毕业生,要找到能发挥自己能力的舞台,依然是不容易的。越到基层,机会相对越少,农村更是。稀缺的机会并不公平地属于每一个人,这是无法回避的事实。
三者,就像胡建强这样的回乡创业者,博得“社会尊重”需要过程。在现实的乡村社会,人们以财富作为成功的象征,甚至是唯一标志。在以熟人社会为特征的乡村,各种世俗的流言都足以让那些想回到农村发展的大学生畏葸不前。
四者,对城市生活的留恋。毕竟几年的大学生活,已经熟悉了城市文明。留在城市,便意味着丰富的物质、源源不断的机遇、自我的不断提高。而在信息闭塞的乡村,自己也会不会一步步走向闭塞?从而失去再出发的勇气和能力。
胡建强认为,随着自己创办的幼儿园进一步的壮大,所有这些问题会迎刃而解。从胡建强的经历可以看出,在理想和现实的天平两端,往往是沉甸甸的,有家人教育投资后急需要的回报期待,有家族希望光宗耀祖的期许,有解决生存问题的生活实际。再回到农村,这些都是亟待解决的具体问题。
那么,在个体寻找生存路径突围的时候,制度设计能否关注到这一类想回农村创业大学海芋属生的需求和困难,帮助他们解决实际问题,进而使他们能留在乡村,担当起改造乡村的历史重任。
3年前,我曾经做过一篇《贫困大学毕业生,困惑中坚守城市》的报道,同样陷入了这样的情感纠结——坚守城市,还是回归农村?3年前,我的认识是:对于坚守城市,还是回归农村,并没有标准答案,每个人都要从自身具体情况出发作出抉择。
现在,扪心自问,我依然坚持这个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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